当春节的余韵在川西的山峦间缓缓消散，城市的喧嚣已如潮水般退去，但故乡的年味却依旧在街巷间流淌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，锣鼓声如不息的溪流，日夜萦绕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。那是一场名为“撵龙灯”的狂欢，是川西人对新年的执着守望，也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鲜活的注脚。
在四川方言里，“撵”是追赶之意，而“龙灯”则是这场狂欢的灵魂。彼时，家乡的小城不过几条蜿蜒的街道，却因这锣鼓声而沸腾。人们如潮水般涌动，穿街过巷，追逐着那盏盏色彩斑斓的龙灯。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，仿佛一条涨满春水的河沟，而龙灯则如河中的彩船，时而缓缓潜行，时而翻滚腾挪，将平日里冷清的街巷装点得五彩斑斓，热闹非凡。
如今的龙灯，早已褪去旧时的简陋，变得精致而华丽。在川西难得的晴朗天空下，金光闪闪的龙身威风凛凛，舞龙人穿着黄衫或红衫，英姿飒爽。我曾见过一条长达数百米的长龙，由清一色的妇女们高高举起，她们的步伐整齐而有力，仿佛在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期许。而天空中，无人机盘旋拍摄，地上长枪短炮齐发，将这盛大的场景定格。然而，我心中最难忘的，却是童年时那条简陋的“皮皮龙”。
那时的龙灯，远没有如今这般立体和鲜艳。十几个人，每人手里支着一个捆得像榔头的草把，草把上蒙着一层用各色布条结成的皮，我称之为“皮皮龙”。龙头是用纸扎成的，虽也花花绿绿，鼓着大眼睛，拖着长长的须，但总觉少了些神气。与如今制作精良、神气活现的龙相比，简直不像是同一个“物种”——前者更像一条落魄的蛇蜕掉的皮。但这并不妨碍它带给我同样多的欢乐记忆。或许，正是见识少，才让我对这简单的玩意儿充满了好奇与热情，对每一盏新奇的灯都兴味盎然。
舞“皮皮龙”的人，大多是村民自发组织，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单位。他们不挣现钱，只收烟。十几个想抽点烟的老少爷们，凑在一起，攒条龙，凑一套锣鼓家什，便铿铿锵锵地舞到了县城。人少的，就攒个彩船灯或幺妹灯，甚至有家三口套床花铺盖面子扮猪灯的。总之，就是凑个热闹，顺带挣几包烟抽。沿街商家也都有这笔预算，或多或少，会给耍龙灯的人几包香烟。这对那些喜欢抽烟的乡下汉子们来说，足以解决好几个月的烟荒。
龙灯出街，通常由年龄最大且能说会道的主事人牵头。他拎个灯笼，背个大口袋，先去和商家或单位联系。高举一张写了吉祥话的小纸片，口中念着符合节日气氛的吉祥话语，让对方不忍拒绝。烟一落袋，灯笼往空中一绕，锣鼓节奏瞬间急促起来。龙灯队伍里的人们，由松弛到紧致，直起身来，随着龙头的挥舞，开始挥摆起手中的木杵，左一个圈，右一个圈，木杵身上绑扎的龙皮，便翻滚奔腾起来，扫起灰尘纸屑，宛如腾云驾雾。
在龙灯队伍里，我最喜欢的是三花佬儿，他是舞龙尾巴的。如果说舞龙头的人是最孔武有力的，那么舞龙尾的便是最机巧伶俐的。他像马戏团的小丑，调节着气氛，引导着节奏，是舞龙团队里的搞笑担当。
三花佬儿头戴一顶破得掉圈圈的草帽，身披一件大红被单或婴儿披风，脸上画得如同猴屁股，鼻梁上必有戏剧中丑角标配的白疤。最惊人的是，他屁股上要挂一串荆棘或荨麻，据说因此可保他不被人踢屁股，也有人说是为了让人避闪而腾出地方，让龙灯有表演空间。他举着龙尾巴，疯疯癫癫地围着龙灯跑跳，人们一下子就躲出一块空地，又惧又爱地冲他叫骂欢笑。而他则像“人来疯”的孩子，越有人在意，越是兴奋，一会儿手搭凉篷扮孙悟空，一会儿扭肩甩脖扮猪八戒。人们随着他的表情和节奏，伸脖或缩颈，数百双眼睛像有人牵了线一般，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此刻，他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崽。
或许，就在昨天，他还是个村里无人待见的调皮鬼或老光棍，丑陋、邋遢、不招人喜欢。但此时，在节日气氛的烘托下，他的所有短板和缺陷，都变成了特色。人们冲着他那与节日美好气场完全不同的反差，投以热烈而兴奋的关注。
每一个与我同龄的川西小男孩，心中都有一个“三花佬儿”。他们在梦里梦外跳跃翻腾，成为关于家乡的年的记忆。随着锣鼓的节奏，在离家人的眼中变成一片泪光。
直到现在，在大年初一的龙灯比赛中，我还在努力寻找着他们。但很遗憾，几十拨龙灯队里，没有一个“三花佬儿”出现。当然，这不妨碍那些制作精良高端大气的龙们闪耀全场……只是，我心里多多少少，有些失落感。
如今的龙灯，早已不再是简单的草把和纸扎，它变得更加精致、更加华丽。但在我心中，那条简陋的“皮皮龙”和那个疯疯癫癫的“三花佬儿”，却永远是童年最鲜活的记忆。它们承载着家乡的年味，承载着童年的欢乐，也承载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。
或许，这就是民俗的魅力——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文化的传承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些关于家乡、关于童年的记忆，都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。而“撵龙灯”，也将继续在川西的大地上，演绎着它独特的魅力，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暖的乡愁。
